科技成果轉化“困局”與“破局”

淺析科技成果轉化的

“困局”與“破局”

由于重大科研成果均需前期巨額的研發投入，我國目前的科研成果大部分集中在國有背景的科研院校手中。雖然，國家及各地方政府為了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出臺了多項法律法規和政策，明確科技成果轉化無需報主管部門或財政部門審批和備案。將轉化自主權、定價權等均下放給科研單位。但是，科研院校依然屬于行政體制內單位，科技成果也涉及國有資產處置范疇，需要受到相關行政體制的制約與監管，同時需要接受資產管理、人事、紀檢監察、財務和審計等單位內部多部門的監督和審查。

誠然，各地方出臺的文件也規定了“如轉化不成功，形成減持或破產清算時，在履行勤勉盡責義務，沒有牟取非法利益、流程合法合規的前提下，不納入單位績效考核范圍”。但“勤勉盡責義務”如何界定？做到怎樣的程度才算勤勉盡職了才不會被“問責”，目前，沒有一個文件有明確的界定。故安全性、審慎性成為科研單位領導在轉化中的首要原則。對于科研單位的科技成果轉化，往往采取“單位領導班子集體討論決定”。而這種“集體決策”制度，往往導致議而不決。只要有某一個領導持不同意見，轉化就很難推進。大家都本著“寧可不做也不犯錯”的心態對待“科技成果轉化”。

而科技成果的轉化，其本質是成果的市場化、資本化的過程。作為市場化競爭，其追求的是“效率”和“利益”，與行政監管“思維”存在著根本的沖突。雖然，國家和地方政府出臺各項法律法規和政策減少政府職能部門或上級行政單位的干預，但本質上改變不了科研單位的行政體制屬性，無法改變“體制內的思維模式”。在沒有“上級單位”或“行政主管部門”可以“請示”或“批復”的情形下，反而變相“加重”了科研單位領導肩上的擔子，增加了其“科技成果轉化的決策風險”。

雖然，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本意是打破行政體制的障礙，提高轉化效率，但權利僅下放到了科研單位。并未讓科研團隊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一方主體，而享有轉化的“話語權”?！秾嵤┓桨浮芳案鞯胤健百x權試點規定”也僅是原則性指導性的規定，并未在法理上作出“實質性的突破”，實操中也未顯現“可操作性的規定”。例如：賦權的比例在怎么的范圍內？賦權之后，多少期限內進行權屬變更登記？知識產權登記機關如何配合登記？賦權后成果的成本如何分擔？賦權后轉化由科研單位還是科研團隊主導？轉化過程中出現意見分歧時如何進行表決？對于團隊賦權申請科研單位多久應予以答復？單位與科研團隊賦權糾紛的處理渠道和救濟方式有哪些？……如此種種問題，均未加以明確，導致“賦權試點”舉步維艱。

制度改革與創新，盡可能地減少行政干預，充分市場化從而提高轉化效率是科技成果轉化破局的必經之路。

（一）從法律制度上突破，從法理上賦予科研團隊科技成果的“共有權”

《專利法》第六條規定：“執行本單位的任務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發明創造為職務發明創造。職務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權利屬于該單位，申請被批準后，該單位為專利權人。該單位可以依法處置其職務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權利和專利權，促進相關發明創造的實施和運用。

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發明創造，單位與發明人或者設計人訂有合同，對申請專利的權利和專利權的歸屬作出約定的，從其約定?！?/p>

由上述規定可知，作為科研單位的職務發明的科技成果形成來源有兩個，一個是“執行科研單位單位的任務”而完成的科技成果，第二個是“主要是利用科研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完成的科技成果。根據《專利法》的規定，僅對第二種“主要是利用科研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完成的科技成果可以做權屬上的約定（賦權法律依據），并未對于第一種“執行科研單位單位的任務”而完成的科技成果可以約定權屬。筆者認為，既然都是職務發明的科技成果，就都應該賦予約定歸屬的法律依據，只要該等科技成果（職務發明）不涉及國家秘密、國家安全等就可以由科研單位和科研團隊進行約定“賦權”。讓賦權制度有法理基礎。

（二）全面推行科技成果“賦權制度”，讓科研團隊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的真正法律主體

隨著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法規及政策的相繼出臺，科研團隊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大受益方，科研團隊的轉化熱情空前高漲?？蒲袌F隊積極尋找資方和合作方，推進其發明成果的轉化。而實操中，往往當科研團隊與資方（合作方）達成一定意向后，轉化方案卡在科研單位領導班子集體討論表決這關。如前文所述，從“行政思維”和“安全性、審慎性”的視角，怎么看都會覺得“轉化方案”不近乎完美，“轉化失敗風險”依然存在，缺乏試錯的決心和勇氣。熟不知所謂的“轉化失敗風險”主要是“科研風險”和“市場風險”（或“商業風險”）疊加的結果。而“科研風險”（怎樣把一項技術工業化、市場化）本身就是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而市場風險（商業風險）更不是作為行政體制內的科研單位能夠清晰預判的。而實踐中，簽訂《轉化協議》的主體是科研單位和資方，大部分單位明確規定，科研團隊不得作為《轉化協議》的主體簽署協議，而《轉化協議》中，資方要求的更多后續義務，實際是科研團隊負責或承擔的。這就導致了科研單位要代表科研團隊與資方簽署協議，承擔原本（或實際）應由科研團隊承擔風險與義務。而科研單位的領導未必真正了解科研成果的核心技術?？上攵?，科研單位的印章有多么難蓋。

在實操中還會遇到科研單位持股障礙問題。作為目前主流科技成果轉化的方式，資方通常不愿直接以現金方式買斷科技成果。因為，科技成果并不是停留在專利公開資料文件紙面上的，真正的技術是在科研團隊的“腦袋”中?？蒲谐晒嬲軌蜣D化為產品、生產力是需要科研團隊不斷配合與技術支持的。因此，資方更愿意投入后續商業化、成果應用的再研發資金，而往往綁定科研團隊，要求團隊以技術作價入股。然而，就科研單位而言，很多單位不愿持股，甚至法律或政策不允許某些科研單位持股（如公立醫院醫不得投資盈利性的公司等）。雖然，部分地方規定了“醫療機構”可持股，5年內退出。但關于如何退出并未做詳細規定。涉及國有股的轉讓，5年內承接主體是誰都將成為障礙，導致資方敬而遠之?？蒲袉挝幌ＭF金轉讓，而資方希望團隊持股，但科技成果又僅登記在科研單位名下，無法進行權屬切割（即沒有辦法同時向科研單位支付現金并向科研團隊交付股權進行轉化，此處存在科研單位財務上的處理障礙）。而通過賦權方式可能是解決上述問題的較好路徑。

此外，賦權制度建議在不涉及國家秘密、國家安全等科研單位中全面推行，才有可能沖破行政制度的枷鎖，讓科技成果轉化更高效更順暢。

（三）細化“賦權制度”，給科研單位領導“松綁”

《實施方案》已經為科技成果轉化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具體到操作層面，還是沒有明確細化的規定。由于沒有前車之鑒，大部分賦權試點單位，也“謹小慎微”。比如科研團隊向科研單位申請賦權程序（包括申請材料、回復期限、異議調處機制等）上加以明確規定；對于賦權后的財務賬務處理，專利局權屬登記也要有配套規定出臺；對于賦權后議事規則（如當科研團隊與科研單位出現分歧時，如何表決等）。

我們建議，（1）就賦權比例而言，完全可以參照相關法律法規及政策規定的對于科研團隊的獎勵比例。一般不低于70%。對與科研單位權益而言，早獎和晚獎實質上并沒有太大差別。（2）對于賦權申請及批準程序，應當有明確的時間節點，并給予科研團隊申訴渠道，法無明令禁止，均應當同意團隊的賦權申請。（3）就議事規則而言，應當按照賦權后的權益比例，過半數通過為原則進行表決。如表決通過，但科研單位對于表決持保留意見的，均可記錄在案。充分將科技成果轉化的主導權和決策權放權科研團隊，減輕科研單位領導的決策責任與風險。讓科研團隊成為成果轉化協議的一方主體，享受轉化收益的同時，承擔轉化風險、責任與義務。

（四）在科研單位內部設立專門的科研成果轉化機構，給予轉化機構一定比例與轉化收益掛鉤的獎勵，充分調動轉化機構的積極性

科研單位的財務、法務應兼任科研單位設立專門的科研成果轉化機構的成員，在轉化談判初期判定轉化意向方案的財務路徑、法律路徑的可行性。并給予其一定比例與轉化收益掛鉤的獎勵（如上海市促進醫療衛生機構科技城故宮轉化操作細則（試行）》中提及的不低于10%保障該機構的運營成本以及不低于3%給轉化服務專職人員獎勵等）。充分調動轉化服務人員的積極性。

每項科技成果都有其自身“保鮮期”，如果成果不能及時轉化，不但難以保值增值，還可能迅速貶值。 科技成果轉化對于科研單位而言是一個完全的增量，無論“增多增少”都是在增加的。不能因為存在的“風險”就不去轉化或錯過轉化時機。不去嘗試增量永遠為零。而科技成果轉化，其本質上也是一個市場化、商業化、資本化的過程中。只有減少行政干預、充分交給市場，放權給轉化主力軍科研團隊，科技成果轉化才能“破局”。